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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评剧研究的两个问题
评剧发源于冀东地区,发源于民间,这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,长期以来,在研究评剧的发展的具体问题上,却仍然受到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观念的影响,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。
一、如何看待统治阶级的“打击迫害”。
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,认为旧时代的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,因此,反映在对评剧发展的问题上,“官府、地主、豪绅、封建的遗老遗少,更对他们竭尽诬蔑、排斥、迫害之能事,处处歧视他们,限制甚至禁止他们演出,如清张焘就曾著文污蔑莲花落的演出是‘妙龄女子登场度曲,虽于妓女外别树一帜,然名异实同’。”(王乃和:《成兆才的生平与创作》)
事实并非如此,对于戏剧,上世纪30年代编撰的《滦县志》在“戏剧”门类中说:“戏剧之设,所以供人民娱乐,演述往事,籍寓劝惩,乃升平时代之点缀。为研究社会教育者,所不当忽视也。”从以上记载中,我们知道戏剧的目的是“供人民娱乐”,把以往的历史故事演绎成舞台形象,借以惩恶扬善,做为和平时期的点缀。在这种意义上说,其功能与我们现在所认定的文艺功能并没有本质区别,统治阶级是赞同的。
据有关资料,对于评剧,天津商绅联合送“庆春班”贺帐,上写“明珠性出蚌,一曲平腔,压倒男伶女乐”;前清遗老魁旭东,认为演出的剧目有“评古论今,警化世人”的作用,送“唐山警世戏社”匾额;军阀张作霖的岳母喜爱“落子”,也曾送“当仁不让”匾额。
而张焘的所谓“妙龄女子登场度曲”,不是指唐山的“莲花落”,据调查,当时的“唐山落子”并没有女演员,彼“莲花落”非此“莲花落”,张文当另有所指。众多研究资料以此为据,说明评剧问世的艰辛,实则属于张冠李戴。
“莲花落”曾经被禁演,是因为1918年光绪和慈禧先后死去,属“双国孝”,禁止娱乐活动。“莲花落”艺人经过研讨,觉得应该弃旧图新,才有市场。因此在滦县吴家坨进行了改革。《滦县志》在莲花落”的条目下确实有一段话,“唯奏曲作态,鄙俗不堪,诚足以伤风败化,……是亟宜取缔者也”。对于这种观点,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,不可讳言的是当时确实有过“鄙俗不堪”的色情表演,即便在今天,也应该“亟宜取缔”,因此,以成兆才先生为首的早期评剧艺人才进行了改革,其中包括“去掉淫词滥调”(刘春生:《忆兆才》)。如果把禁止色情表演说成是“迫害”,就缺乏科学态度了。
严格地说,评剧的早期剧目并不触动统治阶级的统治,在某种意义上说,仍然是“升平之点缀”,当时的剧本中大都主张“万恶淫为首,百善孝当先”(见《马寡妇开店》),“居官慈爱民,王法镇乾坤”(见《三节烈》),“只知三从四德乃是妇道根本,男子人伦三纲五常”(见《打狗劝夫》)。统治者没有任何理由反对,所反对的只是“伤风败化”,这并无可非议。
因此,说当时统治阶级“竭尽污蔑、排斥、迫害之能事”,缺乏事实根据,无疑是带有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观念,将良莠相间的民间艺术混同于是非鲜明的革命文艺,这是违反唯物史观的,应予正本清源。
二、如何看待评剧艺人的艺术追求。
很多研究者认为,因为典籍中记载,“莲花落”始于僧侣募化,后为“沿街乞讨之歌曲”,似乎评剧是由乞丐乞讨而后居然登台,演变为戏剧。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简单。
据时光、韩长存同志考证,“唐山落子第一代艺人,以及他们的前辈们,无不是起步于唱秧歌戏的,当时都是著名的‘秧歌脚’(见《唐山戏曲资料汇编》)。”这就说明唐山落子是从秧歌发源,而不是起始于讨饭。
评剧的发韧者任连会,家道小康,他本人当过私塾先生,精于诗词歌赋,不但自己编写剧本,还培养了四个儿子都从事了评剧事业,其中包括长子任善庆,被誉为“第一代鼓师”;次子任善丰(即月明珠),成为闻名于世的名伶。还有成兆才先生的师傅金开福,家里有几十亩地,却偏偏投身于民间演唱艺术。另外,养了各种戏班的乐亭县皇庄豪绅崔家,更是为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。应该说,一个剧种的形成,经济实力起着支撑作用,知识分子发挥着关键的作用。
如果说从事评剧活动仅仅是为了生存糊口,是低估了评剧艺人对艺术的追求,因袭了旧时代统治阶级和封建士大夫对民间艺人的态度。而我们的早期评剧的创始人并没有这种观念,没有妄自菲薄。他们在心里当时是怎么想的,已无从查考,但作品是作者的镜子,在剧本《打狗劝夫》中的一段唱词令人深思。作者借剧中人物的嘴唱道:
下世不让你脱生狗,
投一个好爹与好娘。
长大成人去学唱,
传些个古往今来劝人方。
这样看来,“学唱”倒是“好爹与好娘”的标准,这种追求与热爱,不折不挠的敬业精神,足以令人肃然起敬。所以说,不能从左的观念和习惯模式来研究评剧的发展,这当是题中应有之义。
一、如何看待统治阶级的“打击迫害”。
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,认为旧时代的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,因此,反映在对评剧发展的问题上,“官府、地主、豪绅、封建的遗老遗少,更对他们竭尽诬蔑、排斥、迫害之能事,处处歧视他们,限制甚至禁止他们演出,如清张焘就曾著文污蔑莲花落的演出是‘妙龄女子登场度曲,虽于妓女外别树一帜,然名异实同’。”(王乃和:《成兆才的生平与创作》)
事实并非如此,对于戏剧,上世纪30年代编撰的《滦县志》在“戏剧”门类中说:“戏剧之设,所以供人民娱乐,演述往事,籍寓劝惩,乃升平时代之点缀。为研究社会教育者,所不当忽视也。”从以上记载中,我们知道戏剧的目的是“供人民娱乐”,把以往的历史故事演绎成舞台形象,借以惩恶扬善,做为和平时期的点缀。在这种意义上说,其功能与我们现在所认定的文艺功能并没有本质区别,统治阶级是赞同的。
据有关资料,对于评剧,天津商绅联合送“庆春班”贺帐,上写“明珠性出蚌,一曲平腔,压倒男伶女乐”;前清遗老魁旭东,认为演出的剧目有“评古论今,警化世人”的作用,送“唐山警世戏社”匾额;军阀张作霖的岳母喜爱“落子”,也曾送“当仁不让”匾额。
而张焘的所谓“妙龄女子登场度曲”,不是指唐山的“莲花落”,据调查,当时的“唐山落子”并没有女演员,彼“莲花落”非此“莲花落”,张文当另有所指。众多研究资料以此为据,说明评剧问世的艰辛,实则属于张冠李戴。
“莲花落”曾经被禁演,是因为1918年光绪和慈禧先后死去,属“双国孝”,禁止娱乐活动。“莲花落”艺人经过研讨,觉得应该弃旧图新,才有市场。因此在滦县吴家坨进行了改革。《滦县志》在莲花落”的条目下确实有一段话,“唯奏曲作态,鄙俗不堪,诚足以伤风败化,……是亟宜取缔者也”。对于这种观点,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,不可讳言的是当时确实有过“鄙俗不堪”的色情表演,即便在今天,也应该“亟宜取缔”,因此,以成兆才先生为首的早期评剧艺人才进行了改革,其中包括“去掉淫词滥调”(刘春生:《忆兆才》)。如果把禁止色情表演说成是“迫害”,就缺乏科学态度了。
严格地说,评剧的早期剧目并不触动统治阶级的统治,在某种意义上说,仍然是“升平之点缀”,当时的剧本中大都主张“万恶淫为首,百善孝当先”(见《马寡妇开店》),“居官慈爱民,王法镇乾坤”(见《三节烈》),“只知三从四德乃是妇道根本,男子人伦三纲五常”(见《打狗劝夫》)。统治者没有任何理由反对,所反对的只是“伤风败化”,这并无可非议。
因此,说当时统治阶级“竭尽污蔑、排斥、迫害之能事”,缺乏事实根据,无疑是带有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观念,将良莠相间的民间艺术混同于是非鲜明的革命文艺,这是违反唯物史观的,应予正本清源。
二、如何看待评剧艺人的艺术追求。
很多研究者认为,因为典籍中记载,“莲花落”始于僧侣募化,后为“沿街乞讨之歌曲”,似乎评剧是由乞丐乞讨而后居然登台,演变为戏剧。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简单。
据时光、韩长存同志考证,“唐山落子第一代艺人,以及他们的前辈们,无不是起步于唱秧歌戏的,当时都是著名的‘秧歌脚’(见《唐山戏曲资料汇编》)。”这就说明唐山落子是从秧歌发源,而不是起始于讨饭。
评剧的发韧者任连会,家道小康,他本人当过私塾先生,精于诗词歌赋,不但自己编写剧本,还培养了四个儿子都从事了评剧事业,其中包括长子任善庆,被誉为“第一代鼓师”;次子任善丰(即月明珠),成为闻名于世的名伶。还有成兆才先生的师傅金开福,家里有几十亩地,却偏偏投身于民间演唱艺术。另外,养了各种戏班的乐亭县皇庄豪绅崔家,更是为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。应该说,一个剧种的形成,经济实力起着支撑作用,知识分子发挥着关键的作用。
如果说从事评剧活动仅仅是为了生存糊口,是低估了评剧艺人对艺术的追求,因袭了旧时代统治阶级和封建士大夫对民间艺人的态度。而我们的早期评剧的创始人并没有这种观念,没有妄自菲薄。他们在心里当时是怎么想的,已无从查考,但作品是作者的镜子,在剧本《打狗劝夫》中的一段唱词令人深思。作者借剧中人物的嘴唱道:
下世不让你脱生狗,
投一个好爹与好娘。
长大成人去学唱,
传些个古往今来劝人方。
这样看来,“学唱”倒是“好爹与好娘”的标准,这种追求与热爱,不折不挠的敬业精神,足以令人肃然起敬。所以说,不能从左的观念和习惯模式来研究评剧的发展,这当是题中应有之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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